第83章 王润生老先生的指导（2 / 2）
“你读过什么科技史方面的书？”
顾寻愣了一下，老实回答。
“读得不多。
《十万个为什么》那种，小时候在县图书馆读过。”
王润生笑了。
那笑容很淡，但在他一贯沉静的脸上，显得格外温暖。
“不是让你当科学家。”
他说。
“写科幻，技术设定可以天马行空，但总要有一些逻辑基础。
你的记忆移植技术是怎么工作的？
原理是什么？
限制是什么？
这些不一定要在小说里写出来，但你自己要想清楚。
想清楚了，设定才立得住。”
他从藤椅上微微欠身，伸手从旁边的小书架上取下一套书。
一共四册，深蓝色的布面精装，书脊上的烫金字有些磨损，但依然清晰。
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。
“这是我六十年代买的一套书。”
王润生轻轻抚过封面。
“李约瑟主编的，英文翻译过来的。
那时候他在英国开始写这套书，国內学者翻译了一部分。
现在全七卷已经出齐了，我这只有前四卷。”
他把书放在茶几上，推到顾寻面前。
“你带回去读，不用急，慢慢读。
读不懂的地方先跳过，以后读第二遍时可能就懂了。”
顾寻看著那四册厚书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“我不是让你在小说里写造纸术、火药、指南针。”
王润生说。
“是让你感受一下，中国的技术发展，从古到今，是怎么走过来的。
有高峰，有低谷，有传承，有断裂。
技术不是凭空掉下来的，它是人和土地、人和时代互动的结果。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轻了些。
“你写记忆移植，不妨想一想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，记忆是怎么被保存、被传递、被遗忘的。
我们有家谱，有方志，有祠堂，有口耳相传的故事。
这些都是记忆之河的支流。”
顾寻郑重地点点头。
他伸出手，轻轻抚过那套书的封面。
深蓝色的布面有些磨损了，边角露出里面的纸板，但依然整洁，没有摺痕，没有污渍。
这套书被主人保护得很好，整整二十年。
“我会认真读的。”
他说。
王润生点点头，靠在藤椅背上，似乎有些累了。
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，照在他花白的头髮上，泛著一层淡淡的光泽。
“你那个长篇，《旱塬纪事》，听说要出单行本了？”
他忽然问。
“是的。”
顾寻说。
“收穫出版社，首印一万册。”
王润生点点头，没有立刻说话。
他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已经凉透的茶。
“稿酬谈的是哪种？”
他放下茶杯，问得很隨意。
顾寻愣了一下，没想到老先生会问这个。
他老实回答。
“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。
基本稿酬每千字十五元，印数稿酬按基本稿酬的百分之二十支付。”
王润生沉默片刻，轻轻嘆了口气。
“现在出版社都在推行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办法，这是1984年文化部的新规定，比过去进步了。”
他说。
“但在国际上，通行的是版税制。
作者按图书定价的一定比例抽取报酬，卖得越多，拿得越多。”
他看向顾寻。
“你知道为什么国內不推行版税制吗？”
顾寻想了想。
“我听出版社的编辑说过，一个是核算复杂，一个是出版体制还没有完全转轨。
现在的稿酬標准，是国家统一规定的。”
王润生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
“核算复杂是事实，但不是根本原因。”
他说。
“根本原因是，出版业还没有真正走向市场。
书卖多卖少，对出版社来说不是生死攸关的事。
这种情况下，出版社当然愿意按固定標准支付稿酬，而不是按销售分成。”
他看著顾寻，眼神里有一丝复杂的东西。
“你知道这种制度对谁最不利吗？”
顾寻没有立刻回答。
他思考了一会儿，轻声说。
“对作者，尤其是畅销书作者。”
“对。”
王润生说。
“一本书卖一万册，卖十万册，卖一百万册，作者的劳动量是一样的。
但在现行的制度下，他拿的报酬也是一样的。
这就是问题。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沉了些。
“更不公平的是，出版社可以一版再版，卖十年二十年，作者只能拿第一次付酬。
有些老作家，解放前出的书，解放后出版社不断重印，他们一分钱稿酬都拿不到。”
顾寻静静地听著。
他想起了黄土坡，想起了母亲在繅丝厂干一天活挣八毛钱。
一部三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，他写了四个月，稿酬六千四百元。
按千字十五元的標准，这是国家规定的“最高档”。
適用於“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或艺术价值的著作”。
但一本《旱塬纪事》如果卖五万册、十万册呢？
他的劳动投入不变，稿酬也不会变。
“版税制。”
王润生缓缓说。
“是让作者和读者直接见面的制度。
书卖得好，作者多得。
书卖不动，作者少得。
市场会自动调节，不需要行政命令。
这才是长久之计。”
他看著顾寻。
“你对版税制怎么看？”
顾寻沉默了一会儿。
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，书房里的光线柔和了许多。
“我觉得版税制是大势所趋。”
他认真地说。
“现在虽然没有，以后肯定会有。
咱们国家在改革，经济体制在转轨，出版业迟早也要走向市场。
到那时候，版税制自然就会推行。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轻了些。
“而且我听说，已经有一些出版社开始尝试了。
比如上海译文出版社，跟外国出版社合作出书，对方坚持要签版税合同，他们也就签了。
虽然现在还是特例，但特例会变成惯例，惯例会变成制度。”
王润生看著他，没有说话。
但他的眼神里，多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
不是审视，是端详，像看一件正在成形的东西。
“你倒是想得很远。”
他终於说，语气里有一丝淡淡的欣慰。
顾寻有些不好意思。
“是编辑跟我聊过这些。
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。”
“哪个编辑？”
“收穫出版社的莫少秋。
他说版税制在西方已经实行一百多年了，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制度。
咱们现在不搞，不是制度本身不好，是条件还不成熟。”
王润生点点头。
“你这个编辑，有见识。”
他端起茶杯，又放下。
“我年轻时出第一本书，是1934年。
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给我签的合同，就是版税制，百分之十五。
那是旧社会，制度反而比现在先进。”
他的声音很轻，像在自言自语。
阳光落在他花白的头髮上，镀了一层淡金色的光。
顾寻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他只是静静地坐著，听老先生说那些遥远年代的事。
“时代在变。”
王润生说。
“我活了八十多年，亲眼看见很多变化。
有些变好了，有些变坏了，有些变了一圈又变回来。”
他看向顾寻。
“你今年多大？”
“二十二。”
“二十二。”
王润生重复这个数字，轻轻地笑了。
“我二十二岁的时候，在上海亭子间里写小说，饿著肚子，不知道明天在哪里。
但那时候我坚信，中国文学会有未来。”
他看著顾寻。
“你现在二十二岁，写的书能印一万册，有读者给你写信，有出版社追著你出书。
你应该比我更有信心。”
顾寻低下头，没有说话。
“版税制迟早会来的。”
王润生说。
“说不定第一份版税合同，就落在你们这代人身上。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。
“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版税不光是钱，它是制度对创作的尊重。
作者拿的不是稿酬，是心血的分成。
每一分钱背后，都有一个读者掏钱买了你的书，认同了你的文字。”
顾寻认真地点点头。
窗外，太阳已经西斜了。
书房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书架上的书脊在斜阳里泛著暗淡的金光。
远处隱约传来鸽哨声，悠长而苍凉。
陈明轻轻敲门进来。
“王老，您该休息了。”
王润生点点头，对顾寻说。
“今天就到这儿吧。
那套书你带回去，下次来再带给我。”
顾寻站起身，郑重地把四册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放进书包。
书包立刻沉了许多，沉得他肩膀往下坠。
但他心里是轻的，是暖的。
“谢谢王老。”
他说。
王润生没有回应这个“谢谢”。
他靠在藤椅背上，闭上眼睛，像是累了。
淡金色的阳光洒在他花白的头髮上，在他眼窝和脸颊的皱纹里投下细碎的阴影。
顾寻和李敬泽轻手轻脚地退出书房。
陈明送他们到门口。
临別时，他低声对顾寻说。
“王老很少跟年轻人说这么多话。
他看重你。”
顾寻点点头，说不出话。
走出那栋灰色的居民楼，夕阳正落在西边的树梢上。
杨树的叶子在风中翻动著，亮晶晶的，像无数枚银幣。
远处有孩子在巷口追逐打闹，笑声清脆地划过暮色。
两人並肩走。
李敬泽难得地点了一支烟，深吸一口，缓缓吐出来。
“王老很少夸人。”
他说。
顾寻嗯了一声。
“他夸你两次了。”
李敬泽看著他。
“第一次是《坡上宴》，说你有根。
这次是科幻，说你有温度。”
顾寻没有说话。
他只是抬头看著暮色四合的天空，看著那几颗最早亮起的星星，心里一片澄明。
公交车来了。
他们上了车，找到座位坐下。
顾寻把书包抱在怀里，那四册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沉甸甸地压在他膝上。
车窗外，bj的街灯次第亮起，一盏接一盏，像一串温暖的省略號。
他想起王润生老先生最后说的那句话。
“版税制迟早会来的。
说不定第一份版税合同，就落在你们这代人身上。”